尽管石虎崛起于中国画坛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他的才情、执著、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在当今的中国画坛很少有人能企及，但就影响的广泛性而言，可能还不及一位到处走市场的三流画家。艺术家，大多是一些“不按规矩出牌”的家伙，所以他们或与他们相关的许多东西不让人理解，人们将他们或他们的东西看成“怪异”之物。

　　石虎，便是有些“怪”的人，他的作品也同样地“怪”。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先而且必然是个创造者。而创造往往以新的面目、新的样式呈现于世。由此，在世人的眼里，创新便成为创造的代名词。于是，“艺术家”们的工作变得简单了——折腾点新花样，搞点新玩艺，便成了创造者。许多人还将他们奉为“时代潮流”引领者。

　　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往往给人以“意外”，石虎便是一个!

　　认识石虎是在二○○○年一个初秋。那时他策划一次为期十年的“艺术寻梦旅程”，将西北的甘肃作为第一站，顺便还带了些新作在兰州展出。那时他刚从澳门迁回内地，暂居于与澳门仅一河相隔的珠海。对于南国和他不太了解的我，一见面就有许多的“意外”。本想，在繁盛南国生活了近十年，石虎身上必有许多“先进”之处。哪知，他一下飞机并强烈地抨击起“现代化”的害处：让城市、建筑、道路及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幸亏眼前还有连绵无尽的黄土荒山野地，才不使他对“发达”起来的西北过分失望。那时，我以为他的那份对“荒蛮”的喜爱、对“文明”的拒斥，只是表现了一个名家的姿态，直到与他相处几日，并拜读他的一些高论才有所了解。

　　或许，画家石虎本身就是“意外”的产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九七八年)，石虎有幸参加了一个中国政府访问团出访非洲十三个国家。就是那次出访的成果：一部《非洲写生集》，使他几乎在转瞬之间成就了大名，从此人们开始知道有一个将画画得很“异样”的画家石虎。待两三年后他的个展在南京亮相，更是引起了中国艺坛的不小震动，此时他已是国内极有影响的画家了：他的画风及其理念，鼓舞并启发着当时一大批追逐新潮的艺术探索者。对于那个时代的多数人来讲，石虎的意义与价值，全在于一个“新”字——新的艺术观念、新的创作手法、新的画面效果。他像一个神魔，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此，刚刚被激活的中国艺术界又多了一份变化与不确定(这种变化与不确定，在那个“试水”的年代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抵制甚至批判也是可想而知的)。

　　九十年代初，石虎带着很大的名声移居澳门。此举似乎也印证了人们的一种猜测：石虎是追逐“新奇”的人，艺术上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中国艺术界起劲地为“传统”猛敲“丧钟”的“先锋”们，更是将其作为向旧传统发起猛烈冲击并取得成功的典型。

　　然而人们错了。因为在“非洲写生”之后，人们看到、听到的，更多的不是时髦的“创新”之作或“创新”理论，相反，他返回了远古，走入了一片原始的领地，这里寂静、荒凉、神秘，尽管当时窥测的人不少，但并无几人真正踏入。这个领地，便是石虎的“蛮梦”世界。

　　石虎走入了一条偏僻的艺术之途。这是一条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之路，走在这条道路上，人们一眼望去便知：石虎既不是追逐新潮的“现代派”，也不是固守规矩的“传统派”。

　　移居澳门数年后，石虎悄悄回到内地，一些年后，他在北京西南角的一个偏远乡村——良乡定居了下来，过着一种全然平民的生活。他的生活，我们看得见的部分，最奢华的是那间仓库般或车间般的大型艺术工作室。很难想象，这个生活在农民群中的人，当年曾在拍卖市场连创出中国画家成交价的纪录(其九十年代初移居澳门之后曾创下单幅作品从八十万元港币到八百万元港币节节攀升的记录)。

　　也许，今天的石虎还原了原先的那个自己，这大约也是他自己内心向往或适合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在今天的北京显得是那样地凸兀，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得我们的心灵充分地“物质化”了，如今即使是从事精神性劳作的人们(即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也都以财富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了。所以画家们争相冲向市场，以在市场上的业绩来评判自己艺术上的成功与否。然而，沉醉、追寻着“蛮梦”的石虎却强烈地拒斥着那个“物质化”的标准。他说：“商业运作和画家没有关系，那是经纪人的事情。”“一个艺术家的商业成功，可能最本质的首先还是学术的真诚;为学术进行的真诚探索，可能一时不被世人理解，有一天一旦它被人理解了或是闻到这种价值的气息，那么他商业上自然会成功。”(张苑《“根性”的石虎，高价的市场》)石虎从名声雀起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也正是中国经济、文化从复苏到全面发展、构建的三十多年。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砺，中国艺术界的许多人“老去”了——从感觉、经验到创造全面衰退，如今人们只能望着他们曾经的生龙活虎、曾经的激情创造叹息。然而，石虎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容许)我们叹息的人，因为他的精神依然像当年一样纯粹，感觉与创造力依然像昨天一样旺盛。

　　我们的先人曾将书与画作为心灵的表现图式(所谓“书为心画”即是此理)，然而在今日，许多时候，图像不再是深刻精神的载体，它更多地是像快餐一般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即时性需求。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制作图像为基本工作的画家们自然欣喜万分。他们如鱼得水，却忘记了自己笔下的图像应该呈现灵魂的一种状态。但石虎并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没有比在艺术的天地中耕耘更能净化自己的心灵——我愿与许多民族、民间和原始的绘画为伍，在那个天地里，人与物并不存在区别，它们是人、是羊、是鱼;又不是人、不是羊、不是鱼。它们是神、是灵的抽象，是自我精神的彼岸。”(石虎《我的话》)

　　作为艺术家，石虎是一个极其全面的创造者，在我的印象中，他可以利用任何工具、任何元素，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创作出超乎寻常的作品。或者说，任何东西只要到了他手上都能变成奇妙的艺术品(这一点，常让我想到西方的毕加索)。

　　如果归纳一下，他(经常性的)艺术创作涉及三大项：国画、油画、书法。若依他自己的划分，则有：水墨人体、重彩人体、布本赋彩、水墨线条及现代书法。实际上，在石虎那里，艺术门类的界限已被打破，除了“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极端手法不被采用外，他可以利用不同的材料、手法从事同一题材的创作;相反地，他也可以用相同的材料、手法对不同题材进行处理。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已无需辨识它们是国画、油画还是书法了。

　　石虎的创作走的是两极：极简洁、极单纯的水墨(他的书法也可以看成是水墨)，极繁复、极绚丽的重彩。前者多以笔墨作于宣纸，后者多以油彩作于布帛。其水墨作品，更多从中国的书法及国画等传统艺术获得启发，在黑与白、虚与实、有与无的强烈反差与对比中获得一种空间的张力，并借此传达一种朴质的东方哲学精神;其重彩油画，更多地从少数民族及原始艺术(也不排除西方现代艺术)中获得启迪，他那层层叠叠、丰富奇丽的画面，是以不同的色块、自由劲健的线分割出一个个迥异的空间，从而完成一种精神的追忆与重组。

　　石虎的艺术看去变幻莫测、神秘无常。他从不去忠实地描摹客观对象，而总是以极个人、极主观的方式去打量世界，所以最终落实到宣纸与画布上的是“无形之象”，这是他心中之象、精神之象。

　　现代与远古，这是石虎的精神所担负的两极。在这两极的作用下，他的艺术便同时具备了两种形式效果与精神气质：现代性与历史感。但这种“现代”并不是简单去追求夸张与变形，或玩弄一些形式效果;“历史”也并不是承袭中国历史上的哪家的法、哪派的谱。

　　尽管有炫目的重彩，但“线”是石虎艺术中更本质的存在。同时我们显然发现，他笔下的线与传统书画中的线有所不同，为什么?“中国文化中积累了太多的线条经验，汉字便是线条构延道性的法典。但是，中国绘画所使用的线条囿于历史的局限，囿于工具材料之局限，线条发展到十八描就停止了，这显然妨碍了中国绘画时代的发展。”(石虎《线论》)

　　所以，石虎要走另外一条道路——去“开拓线条方式的新天地”。于是，石虎走向了远古、走入了少数民族精神的创造领地，同时还将目光扩展到域外。渐渐地，他笔下的线条变得格外地强健，它们有时虽细若纤丝，却是千钧系于一发，力可扛鼎。

　　石虎的艺术中，“色”是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在一般人眼里，画家们敷色是为了“好看”，但石虎这样做却是为了打破这种“好看”，所以他敷重色，纯度，并且不讲求色与色之间的过渡，而是让不同的色块在画面上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藉此赢得一种非同寻常的审美精神效应。这是画家在向远古和少数民族文化创造致敬。

　　在今天，石虎的作品也没有了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现在与过去、创新与传统截然——所有的时间与空间界限都被打破，或者说整合为一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作品既赢得了国人的赞誉，也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充分肯定。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位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元素创作出具有当代性作品并在国际艺术界赢得极高声望的成功艺术家之一。

　　石虎持续三十多年旺盛的创造力，归功于他的扎实的功底、全面修养、敏锐的感觉，更归功于他坚定、深刻、系统化的创作理念，这便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从远古文化、原始艺术中寻得灵感与启迪，同时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从而构筑起坚实、广阔、深邃的艺术世界。

　　数十年间，石虎的创作理论一以贯之，并不断完善、充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写下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如《神觉篇》、《笔篁篇》、《字象篇》、《论字思维》、《蛮梦》、《线论》，内容涉及哲学、文化学、艺术学、文字学。正是这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思考，保证了他创作的连贯性，并使之不断深入，日趋宏大。

　　与如今许多画家有手无心、有墨无魂、为着市场或为着吸引别人的眼球而“创作”的作法不同，石虎每一次创作，都视作是与先人的一次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精神与材质、黑与白、笔与墨、油彩与画布一次次地交感、碰撞，生出绚烂的火花。他说：“现代艺术家将不同时空、无时空、负时空广泛连结，交接错嫁于万物，人畜神鬼戏串，无机而化，不类而类，其精神回归人类本初。”当石虎手中握着画笔时，他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画图画的画家了，他是一个“通灵者”，因为他拥有了“神觉”!他说：“神觉思维的弘扬乃预示着人类文化精神真正之觉醒。神觉思维是神秘的，其取象立意常常为大师们激动不已，其玄妙之神觉之象化或如鹿女之诡异，或如风娘之婀娜，化其聚疏有意，叠幻有中，不思而化者，慧悟遂与神合，天人通明而立意。”(石虎《神觉篇》)

　　若据此，他那些看去形式怪异、涵义神秘莫测的作品便容易理解了。更容易理解的是石虎对中国笔墨文化的一往情深：“一笔于天地间，划白为界。绵白一墨，如涉广宇茫茫。宇天向外无界，向内有止，止于万物，故万物形态即宇宙之界廊。一笔式于物，即式苍穹魂魄;一笔之游刃乃据广宇而神立也。”(石虎《笔篁篇》)石虎对先民悠久文化的敬仰，决非那些“叶公好龙”者的夸夸其谈，他是从民族文化的内核中去理解其精髓，从血脉、骨髓里去继承。经过多年的思考，他总结出了“字思维”的理论。他说：“汉字的世界，包容万象，它是一个大于认知的世界，是人类直觉思维图式成果无比博大的法典，其玄深的智慧，灵动的能机、卓绝的理念，具有开放人类永远的意义。汉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变为汉诗诗意本源，属于拓建人类未来所需之智慧宝库。”(石虎《论字思维》)“汉字是人类知觉神性的见证，并不是由于汉字的叠璧辉光，是汉字自身神性能够被心灵所给予，创生出人类最为璀璨的诗篇。”(石虎《字象篇》)

　　石虎是现代型的画家，更是现代型的书法家，并且身上还兼具诗人气质(实际上说他是什么家并不重要)，但当他说对“汉字”这一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创造物从形式魅力到精神能量进行深入挖掘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家了，而更像一位哲学家、文化人类学或如法国人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专家了。

　　的确，石虎创作中的许多奇思妙想都源于他对“字思维”的深入考察和借鉴。所谓“字思维”即由汉字之“象”引发出全部的精神性思考。据此，他又提出“字象”这一独特概念。

　　在石虎的艺术世界空间中，“字象”发挥着如何重要的作用?请读他的一段表述：“字象是汉字的灵魂，字象与其形

　　相涵而立，是汉字思维的玄机所在。……汉字乃是与万物相平行之实体，且与人心性存在相平行，字象则与心同在，与天地万物同在。字与象的玄秘法规，隐藏于汉字的结构距律之中。汉字外距方圆，内律经纬，是以点、线、结为其字素。天圆地方之论，并非指天地之形，是指方圆之道，先祖予天地以方圆观，乃为以形论道。圆为虚天，方为实地。”(石虎《字象篇》)

　　从“神觉”到“笔篁”、“线论”最后追溯到“字象”，石虎为我们画了一个精神圆圈。这个圆圈也正是他数十年间对“蛮梦”的追寻轨迹。循着这个轨迹，我们会遇见传说中的“仓颉”，窥见岩画、彩陶、青铜器的瑰丽与斑斓、领略先秦诸子的玄思妙想，同时可以发现孩童的天真甚至顽皮、目睹原始先民的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千百年间文人骚客的奇逸精绝。此外，还极可能遭遇毕加索、米罗这样的西方大师。当然，这一切不仅在石虎的思绪中，更在他的作品中。石虎凭着从先民传达而来的“神觉”，凭借“字象”，努力创造，终成当代中国画坛最具个性魅力、最具创造力的画家之一!

　　梦是不确定的，石虎的艺术也是不确定的，它们不会将明确的答案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心中的艺术道路却是清晰、明确的。“李小山有两个观点，一个将中国画放进博物馆，这是指传统;另外一个是另起炉灶。前者是用中国人的色彩、毛笔，画中国以前的东西;后者是按着外国人的思想观念来画画，这就是所谓的「前卫」。我很荣幸这两者都不是，我从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石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荣幸”感?理由很简单：“我认为中国画惟一的生路，也是最难的一条生路，就是把全世界的文化传统用在自己文化的根上，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生命。它既不是把传统放进博物馆里，也不是另起炉灶，这是最难最难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不仅要了解自己的祖宗，而且还要了解世界，你才能做一个现代画家——现代中国人的画家。”(石虎《二○○七年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讲演》)

　　处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日趋富裕、精致，但也日益无梦。画家石虎却一直有梦：数十年间，无论身居何处，他做着同一个梦——一个天真、拙朴、充满野性与张力的“蛮梦”——他是在用蛮荒的远古精神来激活我们的想象力。尽管此种涵义至今许多人并不能理解，但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我的自信，是在浩如烟海的现代艺术之林里，我能够漂泊彼岸而无畏地奉献我的才华和忠诚，即使为受尊敬的大师不屑，我也决不会自惭形秽。”(石虎《我的话》)

　　凭着这份自信，石虎坚定地走着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既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世界，既属于现代也属于历史。他坚信，这是中国当代及未来艺术的必由之路!当代中国绘画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进行复兴与重建。但是对于石虎的艺术创造力及其价值认识，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学术界及普通大众没有明显的进步——不仅不进步，在一些问题上反而退步了。

　　如今的石虎，尽管已从良乡的“车间”里搬到了北京城里的一个高档住宅区，但对于这个社会和许多的人，他依然没有充分的信任感;在观念与艺术上，依然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我行我素。

　　——石虎与一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做着他自己喜欢的事，他于此对抗着这个不理解他同时他也无法理解的世界。在对抗中，他寻求着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与艺术的超越之路。

二〇一一年五月于中国国家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