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是当代画坛屈指可数的改革派、创新派，对笔墨的探索深入到中西艺术的诸多领域，形成标新立异的独特风格。他的人物画或墨或彩，不拘一格，在造型、构图、色彩等方面不断涌现新的创造。他从多元化的笔墨融合中，提炼夸张变形的符号性语言，使作品充满新奇抽象的审美特征，由此打造出当代人物画的新锐精神。

　　石虎的人物画本源上是传统的，始终未脱离中国画的审美范畴，只是在把握传统写意精神的基础上，对其形式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他对传统的理解是不拘泥的，一切能借鉴的审美元素都可以为他所用。在早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充斥着轻形重神的简约之风，通过简笔、泼墨、泼彩等技法手段，率性地表达与众不同的审美感受。他作品中的人物犹如穿越云层的神龙，有着扑朔迷离的朦胧之象，其间往往蕴涵着一定的情节，使画面本身更具可读性。这种写意与意象的结合，从根本上忽略了形的存在，只是通过酣畅的线条，淋漓的墨韵，达到神似、妙似，甚至夸张、变形的畅神之境。这样的表达大多是即兴的，当画家内心的激情喷涌而出时，便化作狂放的笔墨驰纵其间，最终在纵情的挥洒中，完成了对人物形神的刻画。此时，线的表现力变得尤为重要，书写性比较强，画家有意融入了狂草书法的审美元素，令线条更具跌宕起伏的飞动之势，释放出抑制不住的主观情感。

　　在大写意的笔墨形式之外，石虎的人物画中还出现了更加新奇的面貌，有时会在人物造型上寻到雕塑、剪纸、戏剧、年画、甚至儿童画的痕迹。诚然，画家在写意的基础上，巧妙移植了民间艺术中的多种审美元素，使笔下的人物形象趋于丰富变化，或质朴天真，或敦厚稚拙，或呈脸谱画特征，在墨若浮云的变幻中，散发一股鲜活的力量，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打破了传统笔墨的造型特点，构建了耳目一新的审美图式。尤其在故事情节的铺设下，塑造的人物生动诙谐，富有艺术感染力，有时会像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引发人们无尽的想象。当然，在多元化的造型之外，强烈的色彩表现也是功不可没的。画家从戏剧、年画等民俗艺术中，受到用色的启迪，大胆施用鲜艳亮丽的妍丽之色，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其中红、绿、蓝、黄等色的出现，使画面人物打破了“随类赋彩”的古典美学原则，画面更趋向现代感和装饰趣味。

　　在石虎的艺术探索中，其审美视野也在随之扩大，渐渐受到西方绘画的深刻影响，令他的笔墨实现了又一次的转变。他将中国画的大写意画和西方的抽象画对比研究，发现了彼此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依傍着点和线的痕迹，融入画家超凡的想象，进而蜕变为奇幻无比的艺术幻象。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让画家在形式转换中有了新的顿悟，开始自觉地研究毕加索、达利、米罗等西方现代派大师的审美风格，他们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画家带来极度的震撼，于是尝试着将这些技法理念适度引入到中国画的笔墨中，创造了中国式的抽象水墨作品。因此，他画中丰富的造型手段，代表了画家对空间、色彩与线条的全新认识，而那些极富夸张的符号形语言，则渗透了他对中国画彻底改造的超前意识。至此，石虎的人物画已经走出了水墨写意的传统格局，以开放的心态吸纳了和西方抽象艺术的精髓。这种巨大的跨越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却在石虎的画作中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故而在当代画坛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它所产生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国水墨画的前卫性发展，并且对它的倾心神往。

　　石虎人物画在题材表现上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包罗万象。从远古文化到现实生活，从民间故事到非洲写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种，在石虎的画作中都得到了艺术的体现。在林林总总的画面意象中，画家的审美焦点始终未曾偏离人物的靶心，力求通过多变的造型和技法表现各式人物的生活层面、精神层面。客观地说，画家在前期的创作中是倾向于生活的，而在后期则更注重精神的挖掘，尤其在表现人的异化和荒诞方面更加突出，这不仅符合西方抽象派的绘画主旨，而且也与时代变迁下的国人心态相吻合。因此，当他的作品中出现各种诡异怪诞的图式，其实是画家在用独特的方式解读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当今的年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产生巨大的裂变，在打破平衡、对称、协调之后，世界就变得异常纷杂，人类则在不停地异化，体现在审美形式上，人物即蜕变为几何的堆积，符号的变形，以此预示着现代人在扭曲的心态中渐渐迷失了自己。这才是隐藏在画笔背后的动因所在，比起纯粹的技法变化更具现实意义。

　　在当代人物画领域，石虎属于不断寻求变化的探索者。他丰富的笔墨游弋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从未停滞，也从不固化，他的水墨语言时而恣意奔放，时而简约含蓄，时而真挚朴拙，但在各种变异的风格中，较好地保持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并在多种技法的尝试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这便是画家高超造诣的深度体现，也是“功夫在诗外”的艺术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