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现代世界之外的桃源。这是大自然与中国的士大夫共同营造出的一个纯然理想之境。它是自然的，是思想的，是道德的，是真理的。它的存在，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的最为独特的艺术样式。

　　无论是哪个时代何种风格的山水画家，追寻的都是对宇宙运行奥秘的体悟，自然与心灵之间的无碍沟通，对古人高蹈言行的追慕。在这其中体现出的，实则是东方士大夫精神的魂魄。

　　山水，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要重振山水，首先就是要重振中国人的精神。

　　“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优秀传统，山水画亦是讲求“师古人，师造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传统面前做“扶不起的阿斗”。范宽的和谐，倪瓒的淡泊，董其昌的奇崛，朱耷的冷峻，哪一个不是独立开创出山水画新的审美疆域?哪一个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哪一个不是在诉说着当时汉文化的命运?笔墨当随时代，不论是否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

　　董其昌最重复古，在自己笔下却如毕加索般将古人分解、组合、重构，端的是玩得痛快!但后人只记得他的“南北宗论”，斤斤于“笔墨”之中，却没有看到艺术家身上最为可贵的那种“六经注我”的创新性与革命性。这正是精神日渐萎缩，生命力愈发贫弱的体现。等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喊两句“我有神功”，真叫个徒呼奈何了!

　　石虎先生在三十年前的文章《蛮梦》中曾发出感慨：“中国的黄土地为什么那么适宜自贱的生存?”……时代变了，现代人早已不再像古人那样在祖宗面前唯唯诺诺，但并不是骨头变硬了，而是主子变了。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一开始是现代、后现代、当代，后来听闻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又开始跑回祖宗庙堂搬这搬那。总之，能够得到西方的首肯，才能证明我们今天的价值。

　　说这话大家恐怕要误以为我有民族主义情结了，其实不然。我只是以为，一个人只有自身身体强健，精神充沛，内部器官运作良好，才能将外来的营养转化吸收，变为自己的东西。如果自身底子就差，消化系统不工作，那么吃什么都无济于事。外强中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石虎先生的山水画，首先是有着东方精神魂魄支撑的。他笔下的山水画，不是今日所常见的那种装饰性的山水，他的山水画纯然是结构的，线条的，却又是在自然生长的。

　　我以为石虎先生是典型的“以书入画”。但这里所说的“书”并不是简单的文人画所说的“笔墨”，而是更为远古的“六书”。可以说，正是从“六书”中，石虎先生重新找回了汉文明“天人合一”的神性，夯实了跨越陈陈相因的陈旧模式，从而更新传统的本土理论依据。他在汉文化的干细胞——“汉字”上做文章，在东方绘画的基因——“线”上做文章，从原初上重新构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不是来自于哪一家哪一派，而是来自于汉文明“造字之初”“造笔之初”的“心灵与万物的连接”，是一种植根于心灵的语言方式。从传统中来，却不落俗套;虽是“创新”，却又不同于今人。因此，虽然在他的山水画中几乎看不到我们所熟悉的山石结构、笔墨方式，但它却有着属于传统深处的精神魂魄。

　　石虎先生的山水画是抽象而有机的。这里用“抽象”二字取其简洁，却并不准确。因为先生已经在《线论》《象论》之中阐述了他关于东方绘画审美不同于西方“具象”“抽象”之分的另外一种思维与观看模式，先生曰之“道性”，曰之“象华”。这样的语言方式让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逻辑思维“思考”的现代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这确确实实是属于中国人所独有的解读世间万物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六书”。正因为“六书”，中国绘画中的“线条”才得以摆脱了完全描述性的语言符号，拥有了自身的生命与灵性。

　　石虎先生的线条比起传统笔墨来，更是几乎完全摆脱了描述性的语言。他在“六书”的鼓舞之下，将线条演化为了精灵，锻造成了筋骨，它们之间不同的结构与缠绕的方式让我们生成对不同物象的领会，有时则完全无法将之与具体物象相联系，但依然感觉它是有生命的。这即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了。

　　我记忆中特别深的是他画的几幅山石之中的老松，蜿蜒挺拔，线条真如生长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才是中国文化应该有的气魄，虽年代久远，却依然苍劲有力。

　　但也不能否认西方绘画对石虎先生山水的影响。实际上，虽然对很多艺术家奉西方为圭臬嗤之以鼻，但实则如若聊起西方现当代艺术与哲学，先生亦是侃侃而谈。在他的画中，实际上也融入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参考与比照。

　　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以“革新”闻名画坛，后又挺身而出批驳“中国画死亡”论。既重传统，又锐意革新传统，正是有这种融合东西的气度与修养，石虎先生的山水画才在今日山水画陈陈相袭的局面中体现出了“新意”。可贵的是，这种新意不是“机巧”，而是在回溯传统之后，从传统中突围出来，与西方艺术昂然交流对话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

　　面临着传统衰微与全盘西化这两大时代命题，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中国艺术家，势必要站在世界与中国这两个大的艺术体系之中去看待自己的创作，去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很多“聪明”的艺术家想的是如何在所谓“后现代”的语境中“金蝉脱壳”，而石虎先生思考的则是追溯传统的根性，更新传统，在全球化的时代创造出新的东方艺术。这就是一个当代东方艺术家的情怀，亦是他的使命。

　　为了写这篇文字，我翻阅了石虎先生的画语录，感觉他的思想是新的，当代的，遣词造句却是古的，原始的。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节点上，是否传统与当代之间又有了和解的可能?是否我们又有了跳出五四以来在东西之间纠结痛苦的漩涡，重新出发的可能?

　　语言，是思想的体现，是思维的结晶。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批评家们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开拓出有关山水的新的语言范式，这证明我们的山水画也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与提升。如果说我们的观看仍然有赖于《林泉高致》《画禅室随笔》中老祖宗的语言来解读，那我们又如何能有不同于古人的“山水之境”?我们今日艺术家在山水画上所做出的新的努力又如何能用确切的语言描述、记录下来?

　　没有伟大的艺术，是时代的悲哀;有伟大的艺术没有发现的能力，是时代的耻辱。

　　艺术是难以描述的。中国古人观画，有时会只看半张或只看一个局部，这其中更多是对由笔墨、线条本身所传递出的某种气韵的精微感受，而不问“画了什么”。我将石虎先生的山水画局部拍下，时而在手机上拿出浏览，放大，我发现它们是完整的，无限的，生长的。无论怎样看总感觉落下了什么，如自然一般摇曳多姿。看了石虎先生的画，感受到的却是自己感觉的麻木与语言的粗鄙。或许，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