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阔别数年后，此次与会的青年理论家都显得更成熟了。李震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他已经深思了很久，他关于语言的思路显然已经更深入到当代语言哲学的核心，很接近解构的语言哲学。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仍保持对“本质”、“源头”的本体论，这就使得他对恒变的宇宙观保持了距离。他对母语的定义说明他是一位万变都归宗的信仰者，这与海德格尔所提的语言的源头有本质的区别，海德格尔的诗与语言都考虑天、人、自然的交互影响，并不接受形而上学的不变的源头。在青年思想家中的这种古典的“源头”与“终极”的思想仍与他们所希望进入的当代思维有矛盾。在传统问题上也因此有一种“回归”的情感，实则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等待人们回归。人们在探本溯源的活动中实则是在进行一种踪迹的运动，既有旧又有新，在画着相似而不相等的圆，是有选择地、有省略地、有创新地、复杂的踪迹运动，回归而不等同，重复而面目相异的轨迹运动。这与直线回归，一切复旧的古典形而上的思维截然不同，也是我们在考虑传统的继承维护中必须考虑和识别的两种哲学观。解构观与老庄所考虑的都是无名、无形、无声的踪迹或“道”的运动，而西方形而上的逻格斯则是强调有声、有形、有在(PRESENCE)，永恒不变的神的“大在”(BEING)，它是万变之宗。

　　会上在讨论“字思维”与诗创作时也潜在一种倾向，就是将诗创作建立在单个汉字上。譬如有一位作者认为他的每首诗都是来自字的启发。创作的开始当然任何一种物都可以唤醒诗人心头的诗，但是诗比任何“字”，任何物都要大。诗人的创作直接影响着诗的阐释。一位青年诗评家陈超在会上以最大的宽容表示了他对诗歌评论的多元的看法，他认为诗歌解读应当依据诗人创作的路子进行。对于他来讲无语法，无主题，由字堆成的诗也可以将每个字看成一独立空间来解读，而对于有主题有章法有发展的诗则可以追随其路线进行解读。我认为陈超的主张是一种解读的最大宽容。但对只有字的聚集的“诗”的解读大约只能是解读者主观的审美创造，是一种超出任何误读的彻底误读，因为它已经完全无法有任何文字的客观结构依据，也许可以算是一种超出任何解读的原生性阅读，确实已无正误可言。正如去读一片云，一片墨痕，全无正误可言。这种阅读观出现在阅读一贯以尊重作者原意为主的中国，确实令人吃惊。由此也可看出在过去数年中中国青年理论家评论家观点的急剧发展。“字思维”的提出对我来讲更多的是启发我们去感受隐含在每个字的形象中的文化思维，这种在有形的文字后一些隐约存在的审美活动使得整个文本增加不少感性的、丰富的主体性，正如一幅画因光、色的丰富而增加了不少美感，但并非可以——言传的。汉字的内涵的智慧、哲理与造形美并不应当在欣赏与评论中与文本割裂。它们如嵌在艺术品上的宝石，虽各自有光辉，却在组成整体中存在，诗必须大过字，字的诗的功能必须在诗的整体中发挥作用。以字来代替诗，则削减了诗的不可穷竭性，诗意旷而无名，如将其框限于字，则如一条小舟被系于木桩，失去远航的可能。总之在诗与其字之间有一种“潜文本”的朦胧联系和诸多“文本间”的联想。但诗大过这一切，大过有形的文字。使得诗更丰富的是那无形无声而不停来去于诗与字间的踪迹运动，它活跃了诗的生命。汉字的强烈的暗示功能，触发联想，使诸多潜文本的片段溢出字面，这形成读者与文本间的一种场，它之所以不可言传，只能感受和领悟，因为任何概念化都会将其框限在技术化的文本分析内。中国诗歌，由于其汉字的象形特殊性。这种无形的场与其境界有很强的联系，境界不在字中，而在诗的整体上，因此我们在探讨“字思维”时不应置诗的境界与整体魅力不顾，而陷入对单个字的拆解和剖析，如果从单个字出发写诗，则稍不小心就会陷入字的游戏的雕虫小技，而失去诗的高度。

　　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会议讨论聚焦问题，并没有对“字思维”作为汉字象形体系的特点展开充分的讨论。因此在比较汉语与西方语音中心的拼音文字时，孰优孰劣问题并没有共识。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前者重传统逻辑西方语法，在作为工具的一方面，自有其优点。在自然科学的表述中或更能为科技写作者所接受：但其行文趋于僵化、抽象、冗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表达深层意识与精神境界方面，较之形声体系的汉字的暗示功能、联想兼容功能、突破时空局限等方面，显然略逊一筹。近年一些大量吸收翻译语言结构的我国理论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正是因为它在表述玄理与意思时舍汉语空灵之长，取拼音语系冗长造作之短，造成文体僵化，行文赘冗，句法尽量欧化，虽表面似精密，实则并不准确。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对汉语特性的研究，以至形成对西方语言结构的盲目推崇。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母语贬低和遗弃。在近年和世界文化交流时，并没有“化异为已”。反而“舍己求异”，视语体的欧化为先锋的标记，其实先锋性体现在思维与认识的先锋，而将语言作为纯工具，任意摆弄，舍弃自己的母语，恰恰是不符合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前沿认识。在和世界文化进行交流时最主要的是吸收他人的优点以发展自己，也就是化异为己，这

　　种他文化与我文化的荡激及融合正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如果交流成为自我否定与模拟他者那实际上是文化殖民心态。在21世纪，中华汉语文化若要重放异彩应当有一个真正平衡的文化心态，走出盲目自大与潜在的自卑，这两者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个会议的丰富涵义既呈现在会议过程中，更体现在其余波令人追思与反复分析体会。正因此，石虎“字思维”论引起的诗学研讨会的层层余波说明它是一个规模不大、影响久远的学术会。它不可能是这类研讨会的最后一个，在21世纪人们会重新忆起它，而比今天理解它的意义。